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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新农村试验遭遇失败 乡村建设学院成鸡场(组图)

时间:2014-11-01 18:50来源:http://ifarmworld.com/ 作者:admin 点击:
翟城村老支书米金水,早在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,他感到一阵失落:“集体不起作用了”,于是辞去村支书职务,头也不回去了定县的造纸厂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 曾经的乡村建设学院,

翟城村老支书米金水,早在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,他感到一阵失落:“集体不起作用了”,于是辞去村支书职务,头也不回去了定县的造纸厂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

  翟城村老支书米金水,早在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,他感到一阵失落:“集体不起作用了”,于是辞去村支书职务,头也不回去了定县的造纸厂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

翟城村老支书米金水,早在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,他感到一阵失落:“集体不起作用了”,于是辞去村支书职务,头也不回去了定县的造纸厂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

曾经的乡村建设学院,如今里面已是一片落寞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

翟城村老支书米金水,早在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,他感到一阵失落:“集体不起作用了”,于是辞去村支书职务,头也不回去了定县的造纸厂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

乡村建设学院的课室如今已是“养鸡场”。南都记者叶志文摄


  村庄概况 翟城村

  面积:约7000多亩

  人口:4694人,男女比例约1.05:1

  户数:1205户

  姓氏:共有米、李、韩、张、秦五大姓氏,最大的米姓人口约占三成

  经济作物:望天椒、花木

  学堂:筹资建了一座幼儿园

  公共空间:一座面积约30平方米的小公园

  河北定州翟城村,属保定市辖区,距东北方向的北京仅230公里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晏阳初的“定县试验”蜚声中外。作为乡村建设试验的肇始之地,翟城村在中国第一个成立了农民合作社。当年,学者们在这座试验基地里种棉花、育种猪,普及平民教育,并向整个华北推广,却因抗日战争而中断。

  2003年,三农学者温铁军再次来到翟城村,重启乡村建设试验。一批知识分子办学院、搞教育,建立合作社、试验有机农业,试图建立一个“新农村的样板”。仅仅4年,这场新乡建运动也戛然而止。

  2011年底,南都记者来到翟城村,记录这个村庄的变迁,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。

  这年冬天,65岁的村民韩五全猫在房里摘完辣椒后,就盘算着年后要不要出门,到工地做个看守,要么做个煮饭的。这样,每个月收入至少能有1500元。在这座有着1200多户人口的村庄里,即使像他这样的老人,有出门打工的想法也很正常。

  村里平均6人中就有1个在外打工。多数家庭的男人外出“搞建筑”,女人留守务农。丈夫们通常在腊月归来,正月十五后再次启程,年年春去冬回,如同一群反季节的候鸟。平日,村庄变得冷清,不复有传统农村的热烈与喧闹。

  土地释放的美梦和噩梦

  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,翟城村并不起眼。这里地势平坦,土地肥沃,极适宜发展农业生产。从飞机上俯瞰下来,华北平原上散布的镇村如同神经系统的一个个节点,错落相连。翟城村只是定州东亭镇的15个神经末梢之一。

  1982年,翟城村“土地下放”的家庭联产承包正在进行,每家每户分到了田地,有了生产自主权,村民们兴高采烈。当了5年村支书的米金水却突然辞去职务,头也不回地去了定县的造纸厂。生产队解散后,他感到一阵失落:“集体不起作用了”。

  村民们体会不到这种失落,他们忙着从土地里“挖出金娃娃”来。在保定的新城县,有农民开始把自留地里的大叶烟、水萝卜、土豆扛上自行车,骑数百里路运到北京、天津去“卖个好价钱”,却还在担心“政策会不会变”。离开土地跑生意的村民买回了第一台黑白电视,搬到院子里,村民围着、蹲着看电视剧《霍元甲》。

  种养致富的新闻开始频现报端。1984年3月7日,《保定日报》头版头条隆重介绍了两个万元户:《一个叫刘景田,一个叫田麦熟》。如同散发泥土气息的名字一样,两人都靠承包几十亩地种粮发了家。

  翟城村的第一个万元户也在此时诞生。1984年,村民秦新起种了两亩地的西瓜,市场畅销,一下就赚了钱。村民们都羡慕,纷纷跟着种西瓜。

  “分田到户”让农民尝到了自主生产的甜头,但“原子化”的生产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。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,在30年间,土地给农民带来过致富的希望,也留下了许多噩梦。

  1990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“桃灾”席卷了保定地区。桃子大丰收,却遭遇严重的销售困难,成千上万吨桃子烂在田间地头。农民们纷纷砍伐桃树,血本无归。除了盲目扩大种植,流通不畅也是“桃灾”的成因之一。《保定日报》报道,当地江城供销社与北京某区签订了5万公斤鲜桃收购合同,却只送去2万公斤,就被重重路卡和名目繁多的罚款吓得不敢送货了。不仅没赚钱,合约方还要索赔,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

  2001年前后,定县种植基地的杨柳木价高畅销,翟城村过半的村民在地里种上了杨柳。村民韩五全看着眼热,一狠心把10亩土地全部种上杨柳木。不料在地里整整等了2年,树越长越粗,却卖不出去,只好砍了当柴烧。村里头家家户户,杨柳木柴堆满了院子,种树的农户都损失惨重。

  “种的是瞎庄稼,抱的是死孩子”,村民用一句流传的谚语进行总结。目前,翟城村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是辣椒,亩均收入大约1500元,花木经济也正在兴起,但村民们都还悬着一颗心。“早晚有一天,价格也会跌下来”。韩五全说。

  作为试验的“有机农业”

  2003年,被称为“温三农”的温铁军等人来到翟城村,满怀热情地准备重启乡村建设试验时,韩五全刚刚把家里的杨柳木劈完,堆在院子里当柴烧。一亩地亏了几千元。由于温铁军团队成员多与《中国改革》杂志有关,他们被村民们简称为“杂志社的人”。

  “农民单家独户闯荡市场,往往摔得头破血流,所以要形成合作社”。在翟城村乡村建设学院一次培训班的讲话中,温铁军这句话说到了韩五全的心坎上。他为农民们描绘蓝图:合作社搞起来后,大家都占有股份,种粮的、种菜的,统一购买生产资料、统一销售,共担风险。年底按股分红。

  2005年,温铁军做客央视《经济大讲堂》,特地从农村带来一碟“有机花生”,给观众品尝。他说,“这个花生好吃,就好比一滴水,它能折射出七彩的光来”。工业反哺农村,“有机农业”就是钥匙。

  此前不久,在温铁军的推动下,翟城合作社由134户翟城村民自愿参加,韩五全也成为第一批报名的农户。由于夏耕资金紧张,每户只交纳了100元股金,并一人一票,选举成立了理事会。作为监督,同时投票成立了监事会。

  如果不看内部的选举、协商、监督过程,从运营上看,合作社就像一个初级企业,或者说“小商小贩”。理事会的事务,就是统购统销种子、化肥、煤炭,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给社员,并以市价卖给村民,从中获利。年底给社员“分红”。

  温铁军坚持合作社必须从统购统销做起,“慢慢磨”,打牢基础,才能够有点收益。“大家要先忍得住,只有我们忍了两三年之后,才能告诉他们(城里人)说合作社的产品是最安全的。两三年之后,我们有了一个基本队伍,就成立市民消费协会。”

  但他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。村民们觉得,知识分子们的“有机农业”试验,太过理想化了。夏天,杂草在试验田的路边疯长,温铁军坚持“生物防治”,用辣椒、烟叶汁等“土办法”来杀虫。学院在试验地里种的西瓜,被描述成“一丈来深的草里,长出拳头大小的西瓜”。大学生和志愿者们挨家挨户上门,劝说村民不要使用农药,从者寥寥。学院建的生态厕所、“地球一号”生态建筑,被村民讥为“土屋”。

  质疑声四起。村民们说,乡村建设学院是“玩虚的”:晏阳初在定县,还搞了猪品种改良,搞西红柿、大花生,搞优质棉花育种,但学院只看到不停地建房子,没有实际的效益。

  在统购统销的过程中,合作社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。几位理事到保定买农药,在集体购买中他们“顺便”捎回了自家那份,省下了批发价和合作社价中的差价。此事引发社员不满,认为是“以权谋私”。几人后来都被罚款,但社员间的信任关系也受到破坏。直到2007年学院停办,社员们对理事会的信任也没有完全恢复。

  “伙计好搭心难保”。韩五全说,尽管合作社有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,但社员们还是很难完全相互信任。社员们尝试了承包制,把合作社的统购统销任务,承包给一个人来做,只交给合作社定额管理费。但这样一来,理事会、监事会彻底成了虚设。

  农民搭伙办村企之殇

  韩五全不是第一次感慨“搭伙计”难,事实上,他曾是五户农民合办的纸箱厂的“老板”,20多年经营的浮沉,让他感叹农民之间“合作很难”。

  1984年,就在“土地下放”后没多久,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,大大降低了农民办企业的门槛。原来社队企业中的技术、业务人员纷纷自立门户。翟城村所在的定县地区乡镇企业“狂飙突进”,2年内数量“三级跳”,从1057家飙升至9567家,再到22413家,从业人数8万多人。

  这一年,中国社科院《社会学通讯》上首次出现“农民工”一词。在《保定日报》对徐水县5户农民合办文具厂的报道中,也出现了“农民工人”的用语。一位厂里的青年女工自豪地向记者说道:“我们坐着操纵机器,冬有煤火,夏有风扇,冻不着、热不着、累不着,一天八小时,是地道的"农民工人",比你们当干部的不赖吧?”

  在翟城村,面粉厂、砖窑厂兴旺起来,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一重要出口。一些原本出门的村民,也被吸引回村办厂、打工。“出门在外"搞建筑",总觉低人一等。像讨饭一样,背个大包行李,破破烂烂的,火车上乘客都让着走。因为念过书,觉得这行业受人看不起,才回来搞面粉厂。”村民说。

  1987年,重新回乡的韩五全、米金水等5户农民一起,凑了八九万元,在翟城村里合办了纸箱厂。80年代后期,正是保定地区掀起“种桃热”的时期,“要致富,种桃树”。连山跨河,栽了数万亩。翟城村邻近的东旺乡,就是一个上万亩的桃树基地,收获季节,桃农们成了纸箱厂最大的客源。

  “可算是挣了3年大钱!”村民米金水说,纸箱厂的利润一路上行,从8万元到10万元、20万元,最高的一年挣了40万元。来拿箱子的都要排队,晚上都等着,订好一个拉走一个。鼎盛时,纸箱厂招用工人20多人,计件工资开到了400元。

  “很辉煌,很狼狈。”韩五全回忆说,正是1990年的那场“桃灾”,给翟城村纸箱厂带来重创。加上欺行霸市、交通拥堵等问题,桃子太多,而销售渠道则越来越窄。生意开始急转直下,五个合伙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开始出现。

  “搭了十年的伙计,各有各的想法,胳膊都往外拐。”韩五全举个例子说,有的合伙人下雨时先想着收自己的小麦玉米,不到厂里去收纸箱,让人心寒。他们也尝试过用承包制的办法以解决分歧,但纸箱厂最终还是倒闭了。

  “关系不好处是根本。”韩五全说,计划得很好,但都顾得自己再顾别人,这是农民合伙搞企业的大问题。用一句老话说,“伙计好搭心难保”。

  年轻人的打工热潮

  留守在土地上的发展空间越发逼仄,更多村里的年轻人选择了出外打工。

  一股暗流实际上在“土地下放”之前就已存在。定县原有出门“搞建筑”的传统。据一项社会学调查统计,1934年定县离村者就有一万多人,近七成从事建筑、筑路等苦力。上世纪80年代初“土地下放”前,村里对外出务工“不支持,不反对”,但一个劳动力要按200工分交费,每天能拿2块钱,除掉给生产队的8毛,净挣一块二。

  1982年包产到户后,出门打工的潮流沛然兴起。生产队一解散,剩余劳动力凸显,越来越多人想出门,“搞建筑”更成“香饽饽”,进建筑队得“走后门”。这一年开春,17岁的韩二军攥上40斤粮票、一点布票,跟着村里100多人的队伍出了门,到1300多公里外的甘肃清水县“搞建筑”。他坐了三天四宿的火车,到工地上,学开搅拌机。

  “10个月就挣了900元。”韩二军还清楚地记得,第一年拿工资时特别骄傲。这笔数目有多大?“娶媳妇都花不完!”正月一过,他就到天津拜了师傅学艺,最后成为一名瓦工。此后30年间,他呆过的工地不下40个。

  在翟城村,几乎每一个男性劳动力都有出门打工的经历。青年们一般在婚后出门打工。为了照料土地和老幼,新娘们很少一起出门。200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全村外出的男性劳动力715人,女性仅21人。她们成了村庄活动的主力,耕种田地、选择作物,管教子女,孝敬老人。在子女逐渐长大的近20年时光里,丈夫们每年腊月成群地从各省返乡,正月十五后再度远行。如同一群反季节的候鸟。

  出门打工的劳动力,提供了乡村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。1996年,村庄进行街道改造,截弯取直,建成十字大街,“包工头”捐得最多,打工者也出了大力。村里最近新建的幼儿园,也是通过多方集资建成。

  94岁高龄的米庆林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一。当年,晏阳初来到村里普及平民教育,他只有15岁,跟着学读书写字,念“平民教育国之根”。米庆林说,30年来,村里最大的变化还是通了自来水、修了水泥路。老人的孙子一年出去7个月,挣回5万块钱,“我们赶上国富民强,享了福了”。

  北京奥运前后,花木产业勃兴。翟城村超过六成的土地都种上了花木,供应城市绿化。出门的村民把土地转包给种植大户,土地日益集中起来。在附近的小流村、王习村开始出现专门的劳务市场,大的规模有上千人。

  被打工改变的邻里关系

  大量劳力的外出打工,使得邻里劳动关系也悄然生变。以往,村民们田地里有活,往往会在邻里之间喊一声“攒忙去”,大家就帮着到地里干活。村委副书记米锁忠说,就在这几年,在劳务市场兴起的同时,“攒忙”活动也越来越少,逐渐变成了村民之间的相互雇佣。

  “时间都是拿来挣钱哩,种地也是为了挣钱,怎么好意思叫大家去攒忙?”米锁忠说,大伙开始相互雇工,开始时十几二十块钱,后来慢慢多起来,今年是60元一天。“日工磨,包工快”,慢慢又有了包工,平均一天能挣100多元。

  花木经济的繁荣,让翟城村的妇女们也有了一技之长。随着小孩的长大,家庭压力减小,加上土地可以转租,她们也开始成群结队地出门,成为季节性的花木工人。

  2011年12月4日,刚刚回到翟城村的韩二军,冒着小雪外出串门,几个外出回来过年的村民围着炉火喝烧酒聊天。几天前,他还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一个偏僻地方,在零下19摄氏度的气温里干活,工地上呵气成冰。在那里,工人奇缺,瓦工一个月能挣9000块钱。

  那是地处偏僻、气候恶劣、劳动力稀缺造就的打工“天堂”。韩二军说,温度太低,一年只有7个月能干活。村里人都知道这个门道,每年五一节后,山里的积雪化冻,散落在北京、石家庄等地的翟城村人就开始向内蒙古偏僻的山沟里汇集。气温越来越冷,工资也越提越高。

  有村民就取笑他:“打工都没有保障,从现在干到60岁,得攒够100万才够养老。你够不够?”韩二军楞了一愣,盘算着自己今年45岁,15年干下来,“还是有希望”。于是宽了心,几个人碰了杯,各喝了一大口烧酒。

  乡建名村翟城

  翟城村所在的定州市,民国时期名为定县,是闻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进行“定县试验”之地,名噪一时。1926年,留美归来的晏阳初率领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”(平教总会)在定县开展了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。作为乡村建设试验的肇始之地,翟城村在中国第一个成立了农民合作社。当年,学者们在这座试验基地里种棉花、育种猪,普及平民教育,并向整个华北推广,却因抗日战争而中断。

  社会学家李景汉在此留下了名著《定县社会概况调查》(1933年出版),内容涉及定县的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社会组织、人口、健康与卫生、农民生活费、乡村娱乐、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定县是一个天然完美的农业地。从地势上看,定县全境是一个坦平无阻的平原,占据着河北大平原的东部,不见山峦,只有康庄大道、绿野平畴。”

  2003年,三农学者温铁军希望给村庄带来另一种变化。“搞新农村建设,要让三要素回流,让农民稳定在农村。”“秀才下乡”搞的乡村建设引起全国媒体关注,聚光灯下,温铁军表示,想把翟城村建成新农村的样板。秀才们给农民上课,唱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建农民合作社。2007年,这座热闹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却被宣布为“非法办学”。

  参考资料

  《定州志》、《保定日报》(1984~1990)、《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》(潘鸿雁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)、《从晏阳初到温铁军》(孟雷著,华夏出版社)

  总策划:黄常开、庄慎之

  总统筹:王钧、南香红

  出版合作:花城出版社

  摄影统筹:王景春、潘劲松 分组统筹:韩福东

  南都记者 黄怡来源南方都市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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